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讨论、论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宪政社会主义问题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树立宪政社会主义新理念。首要的原因是由宪法和宪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决定的。毛泽东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2〕又说:“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期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3〕这就是说,宪法在一个国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是国家的总章程,是根本大法,也叫母法,其他基本法和具体法律都是按照宪法原则派生的,从而形成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宪政,即宪法政治或立宪政治,它是指一个国家由宪法和法律体系规范和强制保障实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等制度体系,从而使人们的社会政治生活能够保持正常的秩序和良性运行。资产阶级建国前后制定宪法,实行宪政,首先是为了限制君主的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以法治国,这是宪政的民主本质。因此,“宪政”在政治学界被称之为“限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因为宪法立国,宪政治国,才成为当今经济社会发达的先进国家。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治国方法后,才在自己的国家搞起宪法的。但是,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滞后的封建专制主义基础尚未完全铲除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即使制定了宪法,却未真正实现宪政。苏联是这样,我们中国也一样。众所周知,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是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但是,宪法制定好之后,却被束之高阁起来了。包括领导主持起草宪法的毛泽东,也对宪法持这样的态度。毛泽东1958年8月24日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话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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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2008年,时任北大法学院院长的朱苏力在中央政法委讲座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的比较》发表于”中国平安网”上,引起政法界的关注,该讲座观点遭到龚刃韧的强烈批评。
“朱龚之争”的核心是”法治”有无姓社姓资之分,是否具有普世价值,”社会主义法治”这个概念能否成立。法学界近年来类似的争论还有《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巩献田公开信事件,童之伟质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五句话(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系列文章等。

〔6〕参见华炳啸:《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西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

华炳啸是我的学生。1997年前后,他拿着自己撰写的两本内部交流的小册子《现实社会主义的误区、困境与抉择》和《关于十五年后中国新改革的思想提纲》来找我,我被他关心国家命运前途、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和风险的精神所感动,从此和他结为忘年之交。我们经常促膝交谈,讨论、论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宪政社会主义问题,往往一谈就到了深夜。2000年他拿来100多万字的《自由宪政与社会主义》书稿请我审阅,我当然不能推辞,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坦率直言,在书稿上写了大量批语和意见,这部书因故未能出版。后来,我邀请他参加了我主持的《西部大开发中的公共权力腐败与对策研究》课题的研究。2009年2月,他有幸结识《选举与治理丛书》编委会主任,这为他的《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一书的出版提供了机遇。当然,西北大学出版社社长马来先生慧眼识英才,终使这部专著能够公开问世,值得赞赏。我作为华炳啸的老师,在读这部书稿时,心情很是激动和高兴,因为这部专著经历了不少坎坷,终于可以问世了。同时,我为国家政治进步和环境宽松多了感到欣慰,因为十年前这部专著是不可能出版问世的。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

〔4〕张慜:《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来龙去脉及其严重影响》,载《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426—427页

华炳啸著的《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一书,最近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在学术研究上观点创新、见解独到的力作,是目前国内出版的第一部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宪政社会主义和政治体制改革关系的专著,读后深感宪政社会主义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

  宪法学界2010年达到高潮的”规范宪法学”和”政治宪法学”的争论也反映了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激烈碰撞。政治宪法学诉诸”呼唤人民,让人民出场”,但同时认为”人民的出场,不可能是一种直接革命的方式,而是反革命的方式”。[24]对此,林来梵提出,”政治宪法学”看上去好像是刚好策应了现实政治中某种微妙的蠕动,甚至是迎合了大众在茫然之中渴求变革的希望。但是到头来要么是对强大的政治现实的学理认证,要么就是空疏的自说自话的宏大叙事。[25]他认为,未来中国宪法学最大的时代课题,应该是在理论层面上,努力建构一种体系化的、以规范主义(即力图依据有效的、具有价值秩序或者价值体系的规范系统,去调控公共权力的立场、精神和方法)为取向的中国的宪法学;与此相应,在实践层面上,则是努力贯彻规范主义的精神。[26]

〔7〕参见华炳啸:《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西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不仅是毛泽东,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是这样对待宪法和法律的。例如,刘少奇说:“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党的决议就是法。”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分期

华炳啸著的《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一书,最近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在学术研究上观点创新、见解独到的力作,是目前国内出版的第一部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宪政社会主义和政治体制改革关系的专著,读后深感宪政社会主义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

自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方针起,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起步了。应该说,30多年来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特别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总体上来看,政治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直接阻力。邓小平生前就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现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可见,必须积极全面深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否则,中国的改革还是会失败的。

  关键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综述;近十年(2002-2011)

宪政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体系,华炳啸提出了一种很有创见的复合民主论的制度设计。他提出:“理想的宪政民主政体应当是‘参与’(如多元利益表达层面)、‘竞争’(如二元政策竞争层面)和‘共识’(如一元价值整合层面)三个功能层面的有机结合。”〔7〕这个制度设计的优点,首先在于把战略共识层面作为政治前提提了出来,这就保障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获得了政治稳定的前提。其次,在于提出了多元利益表达层面,从社会基础上确立了公民大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机制。最后,最大的优点在于把竞争机制引进到了治权和政府治理的民主制度建设之中。不过,这里也存在着值得商榷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其一,战略共识层面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应明确提出以宪法和宪政为最高的战略共识,把全党全民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宪法和宪政的旗帜之下。其二,其政党理论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论述不够明晰。我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还是符合中国现实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问题在于现在的政党理论解释不准确,同时政党关系及其行为缺少宪政制度规范。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说法不够准确。因为按照这一说法,在执政层面只能是中共独揽政权,其他政党只能是参与议政,这是不符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基本原则和根本精神的。我认为,在中国的政党制度里,中共实际上是领导执政的,而其他政党也是参与执政的,所以,我们必须更正现在对中国政党制度的解释,重新界定和解释中国政党制度概念的涵义,应作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执政的党,其他政党是参与执政的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其他政党联合执政的政党制度”的明确规定。其三,应从宪政制度上规范中共与其他政党的关系及其政治行为。当前我国名义上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但是,事实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宪法里并无明确的制度规定,全国政协的职能、职责、职权是不受宪法保护的,因此,在宪政的体系框架里,全国政协实际上处于不被宪法承认的地位。同时,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协商会议也是在体制外进行的,同样不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为了使中共与其他政党的关系合法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就应当把全国政协和政治协商制纳入宪法和宪政的体制框架内。为此,就应当在宪法里把全国政协的地位与全国人大的地位并列起来,实行类似于国外的上院或参议院。当然,这涉及到一系列的宪政体制改革。其四,在治权上,华炳啸提出在共产党内部推出二元公共政策竞争组阁的设想,我认为想法虽好,但更需要在可行性上多做研究。如何在实际存在的多元竞争中实现二元公共政策竞争组阁,保持执政党的团结统一,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现实问题。其五,如果从宪政的高度思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我认为,主要应从宪政制度构建上解决好三种政治力量的整合工作,即作为领导者的共产党、负责公共管理的人民政府和参与监督党和政府行为的人民群众三者关系应法制化,就是说,应在宪法和法律规范下建设公民有序民主的制度体系,包括建设中国共产党自内而外的有序民主的密切联系群众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人民政府自上而下的有序民主的管理公共事务的责任制度体系,建设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有序民主的监督党和政府的政治参与制度体系。

为什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会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呢?原因当然十分复杂。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准确地找到全面深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尽管过去的30多年里,我们党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成绩很大,全国人大也在立法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中国共产党在反对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方面成绩斐然。但是,这只是局部的部分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从总体上整体上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2004年9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接着,2006年9月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上,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教授第一次提出宪政社会主义概念,武汉大学周叶中教授提出宪政中国等,为中国全面深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找到了真正的突破口。遗憾的是2007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2008年的08宪章风波,又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待下来。今年,华炳啸的《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专著的出版,为全面深入地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系统的宪政社会主义理论,或许能使中国全面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由可能变为现实。

  目前,应充分认识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时不我待,应及早迈出关键步伐”是绝大多数国人的认识。[27]多数学者认为,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善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发展党内民主,改进代议制,扩大公民直选等方面将是我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未来在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党内民主、人事制度和党政关系等方面都会进一步改善。[28]社会公平正义将成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价值目标,党内民主将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将由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转变,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的决策和监督职能将大大增强。[29]学者认为五至十年内应实现一些具体的改革目标:初步实现政党以及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的法制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代表乃至全国人大代表由选民直选产生;修改选举法,允许人大代表选举实行竞选;使司法机关相对于本级地方党委和本级地方其他国家机关有较大独立性;采取立法措施弥补公民基本权利法律保障方面的缺失;消除地方因权力过度集中于执政党的领导机构而形成的党的书记破坏法制、搞个人专制的问题;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作为设立宪法法院前的过渡措施;逐步终止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员选举和补选环节普遍违反法律原则的做法。[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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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树立宪政社会主义新理念。首要的原因是由宪法和宪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决定的。毛泽东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2〕又说: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期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3〕这就是说,宪法在一个国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是国家的总章程,是根本大法,也叫母法,其他基本法和具体法律都是按照宪法原则派生的,从而形成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宪政,即宪法政治或立宪政治,它是指一个国家由宪法和法律体系规范和强制保障实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等制度体系,从而使人们的社会政治生活能够保持正常的秩序和良性运行。资产阶级建国前后制定宪法,实行宪政,首先是为了限制君主的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以法治国,这是宪政的民主本质。因此,宪政在政治学界被称之为限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因为宪法立国,宪政治国,才成为当今经济社会发达的先进国家。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治国方法后,才在自己的国家搞起宪法的。但是,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滞后的封建专制主义基础尚未完全铲除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即使制定了宪法,却未真正实现宪政。苏联是这样,我们中国也一样。众所周知,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是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但是,宪法制定好之后,却被束之高阁起来了。包括领导主持起草宪法的毛泽东,也对宪法持这样的态度。毛泽东1958年8月24日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话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4〕

  

周树志,男,西北大学哲学与政治学教授,兼任西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名誉所长、西北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陕西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会长、陕西省价值哲学学会会长等。

本文摘自:《宪政社会论丛》第一辑《大国复兴的宪治之道》,作者:周树志,出版社:西北大学出版社

  关于三十余年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学界还有二、三、四、五阶段等不同的认识。不同学说实际反映了研究者对政治体制改革各时期的臧否。

华炳啸是我的学生。1997年前后,他拿着自己撰写的两本内部交流的小册子《现实社会主义的误区、困境与抉择》和《关于十五年后中国新改革的思想提纲》来找我,我被他关心国家命运前途、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和风险的精神所感动,从此和他结为忘年之交。我们经常促膝交谈,讨论、论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宪政社会主义问题,往往一谈就到了深夜。2000年他拿来100多万字的《自由宪政与社会主义》书稿请我审阅,我当然不能推辞,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坦率直言,在书稿上写了大量批语和意见,这部书因故未能出版。后来,我邀请他参加了我主持的《西部大开发中的公共权力腐败与对策研究》课题的研究。2009年2月,他有幸结识《选举与治理丛书》编委会主任,这为他的《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一书的出版提供了机遇。当然,西北大学出版社社长马来先生慧眼识英才,终使这部专著能够公开问世,值得赞赏。我作为华炳啸的老师,在读这部书稿时,心情很是激动和高兴,因为这部专著经历了不少坎坷,终于可以问世了。同时,我为国家政治进步和环境宽松多了感到欣慰,因为十年前这部专著是不可能出版问世的。

  大部分学者认为,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强调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完善民主制度建设等,是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成就。例如,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主要在发扬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党际民主三个方面。[1]42民主法治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的互动机制已经初步形成,公民的政治参与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行政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1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民主、国家的领导体制和机构改革、法治建设等民主与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14]

为什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会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呢?原因当然十分复杂。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准确地找到全面深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尽管过去的30多年里,我们党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成绩很大,全国人大也在立法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中国共产党在反对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方面成绩斐然。但是,这只是局部的部分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从总体上整体上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2004年9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接着,2006年9月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上,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教授第一次提出“宪政社会主义”概念,武汉大学周叶中教授提出“宪政中国”等,为中国全面深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找到了真正的突破口。遗憾的是2007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2008年的“08宪章”风波,又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待下来。今年,华炳啸的《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专著的出版,为全面深入地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系统的宪政社会主义理论,或许能使中国全面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由可能变为现实。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发展趋势

本文撰写于2010年9月,见《宪政社会论丛》第一辑《大国复兴的宪治之道》第397页~402页。

  第二,”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语)已成共识。
但是,要建设什么样的民主,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05年10月19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白皮书分符合国情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城乡基层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政府民主、司法民主十大部分。可是,官方这种大拼盘式的民主论述,未能弭平相关争论。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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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方针起,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起步了。应该说,30多年来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特别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总体上来看,政治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直接阻力。邓小平生前就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现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可见,必须积极全面深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否则,中国的改革还是会失败的。

  褚宸舸认为民主概念在当下中国具有”弥散性”:有人强调民主的普适性,反对以国情为借口来抵制民主化进程。也有人认为民主属于西方的话语体系,主张中国应当积极和勇于开展在意识形态领域与西方的竞争,解构”自由民主”的话语系统,总结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给出关于”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理论解释。但很多争论其实不在一个层面,不是同一个问题。[17]

〔5〕于一夫:《“以党治国”面面观》,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7期,第2页。

  

总的来看,华炳啸的《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专著,论证了只有宪政才能救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全面系统深入明确地把宪政体制改革这件大事提了出来。宪政社会主义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这就是这部书作出的最大贡献。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

〔2〕(《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9页。

褚宸舸   曹鑫  

〔3〕《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7页。

  作者简介:褚宸舸(1977-),男,山西汾阳人,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曹鑫(1990-),男,陕西渭南人,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2009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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