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写的一定是属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由于中国最早接触的美国人基本上是传教士和商人这类人

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到广州算起,中美接触至今已有221年;从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有正式官方接触算起,也有161年了。可以说,已经有足够长的时间使我们相互认识。截至目前,我们对美国比对其他国家更关注,更有好感,对美国的意见分歧也最多、最复杂,这是百余年持续不断的一个特点。

徐国琦表示,《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一书没有战争,也没有文明的碰撞、美国的衰落,而是选了一些个案,讲了六个故事。这些故事有不少读者或多或少听说过,但每一个故事又好像都不够详细,从而当成了被忽视或曲解的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他希望从这些故事中挖掘出中美之间的共性,以及中国人与美国人在共有的历史经验积累中所做出的贡献。将重点聚焦在中美两国人民在从19世纪直到现今的漫长旅程中,两国人民和社会所共有或共同经历的梦想、希望、失望、激动以及挫折。发掘中美之间“共有的历史”意义何在?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威等人的故事又如何诠释了“共有历史”的精神?在中美关系前景并不明朗的当下,回顾两国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共有的历史”,对当下处理好两国关系,又有怎样的启示?带着这些问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了徐国琦教授。

在王立新看来,徐国琦《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选作个案研究的人物和事件,以前的学者也有所涉及,徐国琦研究的意义在于,在“共有的历史”这一新的视角下,赋予了这些人物和事件以新的意义,即将这些人物和事件视为中美两国共同的过去。在当下这个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依赖日益加深,不同国家之间的经历往往有很多交叉和重叠的部分,这些都将构成它们“共有的历史”;而挖掘不同国家之间的“共有的历史”,对于构建稳定、和平的国际关系是有意义的。

民国时期,美国的影响持续上升

从蒲安臣到杜威,重新发掘中美之间“共有的历史”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立新介绍说,近年来,做中美关系史研究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相较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当代的中美关系或者国际关系,历史研究相对薄弱。但在他看来,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能够触发我们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思考,以及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展望,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原标题:金灿荣:从历史到今天中国人怎样看美国

澎湃新闻:在您的新书《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中,你着重考察了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威、国际体育等人物或事件,进而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中美关系,发掘中美之间“共有的历史”。在中美交往史上留下印记的人或事有很多,为什么您会挑选以上的人物或事件,觉得他们有怎样的代表性?

徐国琦也参加了1985年的这场讨论会。牛大勇说,徐国琦的研究是循着他的导师入江昭开辟的路子,把中国放在不断国际化的进程当中进行研究。此外,徐国琦的研究特别强调国与国的关系不能仅仅盯着高层的外交互动,政府之下,民间的各个层次,非政府组织,包括有组织的、无组织的各种各样的交流,都是值得研究的广阔领域。

确实,20世纪40年代,中美关系曾达到又一个高峰。40年代时,在中国抗战时期的临时首都重庆地区,美国飞虎队的形象代替了中国传统的门神。这是中美关系的第二个高潮,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评价也很高。

戈鲲化

论战的硝烟弥漫到了1984、1985年。这时,北京大学的罗荣渠写了一篇文章,实际上是把论战双方的观点进行一下折中,他在文中主张中美关系史应该分阶段考察:在《望厦条约》签订以前,谈不上侵略问题;在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之后,美国在列强对华的侵略中,起了一定的主导作用;中日战争爆发,美国逐步加强了对日本的限制,而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两国是盟友关系;战后国共内战时期,美国的立场比较复杂,但肯定是偏向国民党一边,虽然这种偏向是有限度的;现阶段中国出于改革开放时期,中美关系又有新的变化。

1979年以后,中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中美关系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美国的形象也进入到新的阶段。美国在中国民众中的形象进入到一个新的最好时期。1979年到1989年,中国民间与官方意见几乎相似;但1989到1999年,官方对美国的意见挺复杂的。一些部门批评美国,但务实的部门还是非常理性的。1999年炸馆事件对中国民众的伤害太大。还有赵梅提到的那一系列事件。

《蒲安臣条约》又是1870年代中国由中央政府出资派遣留美幼童的重要历史背景,留美幼童的经历无疑更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共有历史的重要部分。该约以法律形式保障中国学子到美国学习的权利,在开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浪潮中起了重要作用。19世纪的美国并非先进大国,论国力不如英国,论高等教育更远远落后欧洲及英国的大学,但中国的第一个官方留学生团却是派往美国的,这一悖论只能从“共有历史”出发才能解释。留美幼童人数不到区区120人,但几乎人人成为栋梁之材。中国著名铁路工程师和京张铁路的设计者詹天佑、民国第一位总理唐绍仪,即为当年的留美幼童出身。留美幼童中后来有两位担任外交部部长,多位成为中国驻外资深外交官。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唐国安、任北洋大学校长的蔡绍基、香港的华人领袖周寿臣、担任海军上将后来更在民国时期中呼风唤雨和发挥很大影响的蔡廷干,以及成为驻美公使并在其任期内成功说服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梁诚,都是留美幼童出身。自1872年到1875年间,共有120位中国幼童来到美国开启了中国人从那时起迄今仍方兴未艾的留学之旅。到1881年幼童被提前召回国时,尽管有些人甚至尚未从美国高中毕业,但他们的人生从此奠定。更有甚者,他们的人生历程从此与中国的命运密切相连。换言之,他们的留学史,就是一部中美两国共同经历的历史。美国人用他们的教育、文明理念影响了他们,他们则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及各种观念影响了中国。

李剑鸣的第二点感想是,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中,其实是有着很多的差异和误解的。这样的差异和误解,不要说在晚清那个交通和通讯都欠发达的时代,就是今天,在中美两国的民间也广泛存在。李剑鸣以自己的二哥为例,本来在他的动员下,他二哥预备去西欧转转,但是后来听县里去过西欧的一位干部说,欧洲街道又窄,房子又旧,东西也不好吃,语言也不通,就打消了去西欧的念头。“我们很多人,你如果和他讲外国好,他会觉得你这个人挺奇怪,为什么要说别人好。”李剑鸣说。

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一样,最早到中国的美国人也是传教士和商人。但是,鸦片贸易、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对英法等国(还有后来的俄日)印象极坏。而美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执行的是“小舢板”政策,即跟在英国军舰后面,搭英国以武力迫使中国割地赔款、开放口岸的顺风车,既占到了中国的便宜,但又不成为中国应对的矛盾焦点。由于中国最早接触的美国人基本上是传教士和商人这类人,一开始就接触到美国平民化的一面,这在客观上有助于美国留给中国人一个较好的印象。

蒲安臣使团

王立新表示,如果我们看一下中美两国的现状,就会发现两国在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价值观方面渐行渐远。美国民粹主义兴起,特朗普明确反对政治正确,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中国,吸引力呈下降的趋势。美国的软实力,自特朗普上台之后受到了很大的削弱。而中国则越来越强调自己的中国特色,强调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

从当时的国际关系结构看,英法受到德国的强大威胁,减少了对东方的投入,日俄矛盾上升,美国也开始关注亚太地区。从中外关系结构看,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自1840年就开始恶化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达到最低点。当时不仅国际社会瞧不起中国,中国人自己的民族自信心、对政府的信任都降到低谷,出现整体性社会危机,政治丧失合法性,经济殖民地化,社会心理衰败。在这种时期,美国成为东亚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因素,对中国的政策意义开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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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处在十字路口

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一书于2019年1月由理想国出版,将焦点集中在民间、个人以及非政府机构之间的互相交往和积极互动上,通过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威、国际体育这些人物或事件来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中美关系,发掘中美之间“共有的历史”。本书的作者徐国琦教授为香港大学嘉里集体国际化史讲席教授,著有《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
1895-2008》,《一战中的华工》,《亚洲与大战:
一个共有的历史》,《边缘人偶记》等作品,长期致力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史和共有历史研究。

“对中国的特殊感情,在美国的公共文化中是有传统的。”牛可说。据他了解,上世纪80年代初的技术引进,很多是通过对中国抱有特殊情感的美国人,偷偷地、私下地达成的。那时的赴美留学生,很多也是通过特殊渠道入读的美国一流大学。“英语不好没关系,先来了再说。”“现在美国也向我们收取bench
fee(注:向访问学者收取的费用)了,几年前我都没有听说过。”

对美国的失望其实是个契机,它反映了中国朝野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失望。当时中国国内灾难深重,军阀割据,武夫乱华,中国人对自己的失望达到历史顶点,所以对外部的美国有期望,但是期望导致失望,所以历史教训是:中国的命运只能靠中国人自己。

“共有历史”对今日中美关系的启示

谈及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王立新表示他并不乐观。他引述《中国人与美国人》中文版270页的话作为他当天发言的结尾:“推动两国互相远离的浪潮太过猛烈,单凭少数几个人——无论他们有多么出色——根本无法阻止其分道扬镳。”“我希望历史不会重演。”王立新说。

初识美国,“偶然”中美国种下了好感

蒲安臣与他的两位中国助手

王立新表示,在考察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的时候,不应该仅停留在表面,而应将目光深入到双方共有的历史之下,去探寻是什么使得这一共有的历史成为可能的。王立新认为,铸就了两国共有的历史的,除了双方共同的利益,还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抱负和共同的价值观。比如徐国琦书中蒲安臣这一个案,身为美国人的蒲安臣之所以被清朝政府选为代表出访世界,是因为清政府当时有加入所谓文明世界的决心,他们希望向世界表明这样的意愿,蒲安臣出访各国说你们要给清政府以时间;而美国也愿意帮助中国加入所谓的国际大家庭。这就是双方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愿望。

蒲安臣外交使团

个人认为,中美共有历史这一研究视野对处理今天和未来的中美关系有很大借鉴作用。中国人和美国人目前似乎认为中美两国在走向对抗、冲突。殊不知,有对抗的历史也有共有的历史。“共有的历史”注重文化层面和非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两国交往只会越来越密切。此外,今天的中美关系实际上是斗则两伤和非零和游戏的关系。我们尤其要切记:中美关系的主动权实际上在中国。如果中国国泰民安、国力不断增强,经济持续发展,在中美关系上美国人是无法动摇中国的。就中美关系而言,天塌不了,太阳照旧升起。我们与其过分担心美国或特朗普会怎样,还不如祝愿中国日新月异,政通人和,不断向前发展。

徐国琦的新着《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将中美两国关系史的研究深入到个人和民间社团层面,通过对近代中国派往世界的第一位使节蒲安臣、第一位赴美汉语教师戈鲲化、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清代留美幼童,来华的美国政治顾问古德诺和哲学家约翰·杜威,以及体育这一大众文化领域的考察,徐国琦向我们揭示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无论中美两国的官方外交关系如何变幻不定,民间和文化层次的交往始终都很活跃,并且自有其发展和运行规律。

中国历史转折期:美国对中国民族觉醒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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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为什么老局限在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和对抗,以及政治团体、政治领导之间的对抗呢?很多问题是没办法完全用“友谊还是侵略”这个框架去分析的。徐国琦的着作很实际地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他的研究提示我们,在这个多国互动的全球化时代,在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时代,到底有什么问题是可以研究的,以及可以采用的新视角,这个是对我们最有启发的。”牛大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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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书各章互相关联,构成一个总体。由于您的这一问题涉及到本书的关键,必须详细解释,不得不啰啰嗦嗦说了这么长的一段话,借此我希望读者诸君能够理解我写作此书的良苦用心了。

另一方面,王立新提示我们应该看到传教士在各地的传教活动也深刻影响了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包括对美国自身的看法。这些传教士回到美国后,影响了美国民众,包括美国精英对东方、东方文化,乃至美国自身国家特性和身份的认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大卫2017年出版的一本书(注:指大卫·霍林格的Protestants
Abroad: How Missionaries Tried to Change the World but Changed
America)论述的就是这一问题,想要改变世界的传教士最终改变了美国。这些回国的传教士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对东方——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给予同情,他们把自由国际主义的理念注入了美国民众的心理世界和观念世界。所以,共有的历史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美国的历史进程。循着
“共有的历史”这一视角,无论是国别史还是国际关系史,都有很多研究工作可以做。

在此之前,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意义不大。美国1894年成为世界GDP的首强,有资格进行国际规则游戏了。美西战争后,它成为西太平洋的主要角逐者,在1895年中国对外关系进入到新阶段的同时,美国成为国际关系的游戏者。当时英法对中国还维持着强大的影响力,跃跃欲试的德国也介入了山东半岛,但最为活跃的是日本、俄国和美国。当然,那时美国的实力还不够高,它也还只是个小配角。当时英法处于守成状态,德国的重点是在欧洲开疆拓土,当时在东方矛盾比较突出的是日俄矛盾。

徐国琦

Protestants Abroad,David A. Holling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所以,我越来越感到历史的偶然性在中美接触过程中的作用。如果中美之间最初的交往不是这样,那后面的发展轨迹就可能会不同了。在整个晚清,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最受中国的信赖,所以才有美国人浦安臣代表中国政府出访,才有1868年美国人蒲安臣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蒲安臣条约》这样的故事,这在国际关系史上很罕见。这说明首先是浦安臣个人赢得了晚清精英阶层的信任,而他的背后就是他的国家美国。

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关注的是体育作为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共有历史。这一章之所以能完成主要受惠于存在卡特总统图书馆的相关资料,特别是关于中美联合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档案刚刚解密。我的哈佛同学David
Nickles,他在美国国务院历史学家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解密总统档案馆档案。他在第一时间告诉我感兴趣的档案公开之后,我立即奔赴亚特兰大,一求先睹为快。这批档案正好为我完整解读体育作为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共有历史画上句号。

三个特点之外,李剑鸣还谈了自己对于徐国琦新书的两点感想。一是他感到,中美两国虽然是有“共有的历史”,但这种共有是不对等的。像是杜威访华,在中国的历史中很重要,是我们的历史书写绕不开的一章,但是像蒲安臣或古德诺,在美国的历史中不会浓墨重彩地书写他们。这些个人的经历使得两国的历史有了交汇点,但这样的交汇对两国的意义是不同的,李剑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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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相当长的读书和思考后,我发现蒲安臣是最佳起点。蒲安臣时代属中美两国多方面历史交会和重叠的时代。1861年大清王朝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洋人可以到北京设立领事馆。蒲安臣成为首任美国驻京公使,中美之间的官方直接来往正式开始。蒲安臣之重要还在于他驻华任期届满后,摇身一变,成为近代中国首次出使世界的使臣。因为蒲安臣,因为他的双重身份,使蒲安臣无疑成为研究中美共有历史的极好开篇。中国近代外交的第一次重大活动是1868年出使的蒲安臣使团。蒲氏是美国人,先是出任1861至1867年美国驻华公使。在任公使期间他不仅为美国国家利益尽力,同时也为中国外交走向世界提供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被引入中国就是蒲安臣一手促成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这是中国官方出版的第一部重要外交著作。1868年初的蒲安臣尽管对来自中国皇帝的任命书连一个字都不认识,但他却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外交使团的实际负责人,开启了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不凡之旅。在为中国出使期间,蒲安臣通过《蒲安臣条约》为中国争取到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此一条约在相当大程度上将美国《排华法案》的通过推迟了十几年。

牛大勇在1985年“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的照片上识认故人,“王建朗老师在这里,这个是金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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